在我的摇摇晃晃的童年岁月里，关于父亲的记忆，最难忘的是他做的那些参差不齐的凳子。
一直想写一写父亲，然而迟迟没有动笔，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宏伟且显赫的事迹。
我的父亲与天下绝大多数的父亲一样，普普通通且籍籍无名，就像我家屋旁流过的那条九十里长港，波澜不惊又默默无闻。
父亲长相无奇，既不像孙仲谋一样碧眼紫髯，也不像关云长一样面如重枣，相反，他的面部却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便是右眼的眉毛间有一撮白毛。
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
他是属于捡到一个钱包便会一直守在原地执拗地等待失主的那种天下少有的老好人，也正因了这一点，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早年当过几天的红旗生产队队长。
而他干过最引以为傲的事，是我小时候躺在床上听他讲过一百遍的一个睡前故事——关于他小时候将一封信藏在斗笠里，把它送给当时的地方武装派别“陈部”，途中却被另一个敌对武装派别“马部”截住，用枪顶着脑门检查的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
除此之外，你从他身上再也挖不出任何令人咋舌的谈资了。
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农，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耕田种地。有过那么几年，父亲一边照应家里的田地，一边还要到离家颇远的东沟小学去做“面点师傅”，不过有时会因碱没有捉准，不小心将一锅白面馒头蒸成黄面馒头。
此外，父亲还是个“骟猪师傅”，常常用一个开剃头铺的朋友送给他的一把旧的剃头刀，去给左邻右舍的猪做阉割手术，但他只会骟公猪而不会劁母猪——他从不收钱，然而主家还是会拽住他吃一碗鸡蛋瘦肉面，再塞一盒“游泳”牌或者“大公鸡”牌的无滤嘴香烟。
父亲又是一个“篾匠”，但他编的扁箩全都是上下一般粗的，简单且粗暴，从没有我在课本插图上见过的那种广口细颈而阔腹的精致的造型。
父亲是全能的，十八般技艺样样涉猎。他又是个不知疲倦的铁人，放下这便是那，如同燕子衔泥一样，没日没夜、风雨无阻地对自己的“窠巢”进行缝缝补补。
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的“木匠”手艺。在忙过稻田里的犁、耙、滚、耖的活计之后，在干完棉花地里的薅草、施肥、打药、采摘的农事之后，父亲利用边边角角的时间在家里敲敲打打，不过他只会做凳子，且每一把凳子都各不相同: 高凳子，矮凳子，长凳子，短凳子。
他没有刨子、墨斗和鲁班尺，所有的凳子都是他凭着一把斧子斫出来的，凳面粗糙不平，坐上去有点儿硌肉，凳脚也不太齐整，加上我家茅草屋的地面凹凸不平，你得将凳子反复移动才能试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点把它放稳。
我常把父亲做的凳子当作写字台，一边在上面写作业，一边用笔将凳面画得花花绿绿。
有时又把父亲做的凳子当作砧板，当我在上面硾莲子吃的时候，手中的石头或砖块又会将凳面砸得沟沟坎坎。
从我记事时起，我便开始跟着我姐学洗碗了。
那时我还没有灶台高，常常要踏在父亲做的小板凳上才够得着锅里的碗。
父亲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不过我每次洗完碗，都会听到父亲的夸奖，说我比我姐洗得干净。
我那时信以为真，因为姐是急性子，我是慢性子。
自那以后，我便对姐所深恶痛绝的洗碗这件事愈加地兴趣盎然了，并将这个兴趣延续了一辈子。
奇怪的是，成家以后，妻却每每埋怨，说我的碗洗得并不干净。
我的父亲做的每一把凳子都有坐翻的风险，然而我却还要故意地制造事端。
小时候的我看上去老实温顺，其实偶尔也有调皮的时候。
有一次，一家人围着灶台吃饭，趁父亲起身添饭的工夫，我忽地将凳子挪开，让父亲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却哈哈大笑。
小时候我的笑点很低很低，正如长大后我的泪点很低很低一样。
自小到大，我从未被父亲骂过我一句，更甭说打了。那次是父亲生平第一次“打”我。
他抄起家里的桑木扁担，朝我的屁股扫了过来。
接下来的场景，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的童年一样，孩子在前面跑，大人在后面追。我那时却定定地站在那里。
果然，正如魏巍笔下的那位老师一样，父亲的扁担重重的扫过来，却轻轻地落下去。紧接着，老来得子的他却慌忙扔下扁担，将自己的娇儿抱到凳子上，褪下裤子，把屁股瞅了又瞅，揉了又揉。
小时候，我读不懂父亲做的凳子，总觉得它不平又不稳。
现在想来，父亲的这些“作品”越来越像那些得道的大师所画的大巧若拙的写意的国画，而我留在凳面上的那些花花绿绿的涂鸦和沟沟坎坎的痕迹，便是散落在国画里的密密麻麻的印章，只有经历了人生的暴雨骤雨。
接近了父辈的年纪之后，你才能读懂国画，你才能读懂父亲，你才能明白，国画是含蓄的，正如父亲是内敛的一样。
一晃父亲离开人寰已三十余载，我再也没有坐过父亲做的那些摇摇晃晃的凳子了。
然而，在我跌跌撞撞的人生里，那许是我坐过的最稳的凳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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